數字經濟時代，作為經濟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重新評估各類生產要素，思考如何通過提升傳統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與發掘新型生產要素來幫助財政開源節流。
在數字經濟、數字政府與數字社會三位一體的“數字中國”建設背景下，于企業而言，數據已成為構筑競爭優勢乃至壟斷力的關鍵生產要素；于個人而言，無處不在的“觸網留痕”使得民眾對數據與個人信息安全的關切益深，數據權益意識愈強；于政府而言，政府職能的膨脹與行政觸手的延伸使其積累了大量的政務數據，（注：例如2016年5月23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上的講話指出：“現在我國信息數據資源80%以上掌握在各級政府部門手里”）但政務數據的價值卻并未得到有效開發。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將數據作為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注：原文為：“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保┰诖隧攲釉O計下，各級政府應盤活數據生產要素的價值，努力實現向“數據財政”的轉型升級。為此，首先必須在政府管理過程中積累好、使用好政務數據，在此基礎上方能發揮政務數據對市場經濟建設，對生產力提升與生產關系變革的作用（無論是作為政府數據資產投資還是作為公共物品提供），進而提升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因此，首先要明確數據是政府管理的核心抓手這一命題。
在具體展開論述之前有必要闡釋一下數據與信息的聯系與區別。數據與信息是源自信息通信領域的概念，學界關于數據與信息的關系已有頗多論述，其中最廣為人知的是美國管理思想家羅素?艾可夫提出的DIKW體系（Data-Information-Knowledge-Wisdom）。DIKW體系將人類的知識體系歸納為一個金字塔形的層次體系，由下至上分別為數據、信息、知識與智慧。具體言之，數據是人類對客觀事物的數量、屬性、位置及其相關關系和運動過程觀察記錄的抽象表示，其數量巨大但關系不明；而通過對數據進行加工等操作所獲得的具有邏輯、能對客觀世界產生影響的有意義的內容為信息。[9]在傳統環境語境下的數據，與文字、圖像、聲音等一樣只是眾多信息載體中的一種，其特殊之處在于其以數字化形式呈現。而在新興的電子通信環境下，包括文字、圖像、音視頻等在內的所有信息呈現形式最終都需要借助電子數據才能實現傳輸、存儲和顯示，即數據成為了一種更基礎的信息載體。在不需做嚴格區分的語境中，數據與信息這一表示載體與內容的概念往往混用。
政府作為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作為民意的代理人，依法管理著國家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和機關內部事務，此之謂行政管理或曰政府管理。[10]各項行政事務千頭萬緒，有條不紊的關鍵在于對政務數據的積累與運用，政府的所有職能無論是管理還是服務均需圍繞此展開。關于國家與政府的起源，霍布斯、盧梭、摩爾根、恩格斯等諸多學者從假想或是考證的角度都作了大量研究，這些研究都隱含著一個邏輯，即政府源自人類對可信賴權威的需求。人類各項社會活動的有序進行離不開對各類信息的記錄、保存與使用，但隨著人類社會交往范圍的拓展，僅靠信譽方面的道德約束已難以保證對等主體之間的互信，政府便是為此所引入的信任中介。官僚制政府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技術(socialtechnology)”，為其所處的社會充當信息處理機器，專門用于分配和處理特定社會所需的信息。[11]蘇美爾文明誕生了有史以來第一批官僚――抄書吏，他們用泥板記錄和管理借貸等各種信息，旨在維持社會信任。[12]在中國封建社會，受制于當時的數據收集與統計技術，上層難以準確獲知下層及社會的情況，進而也就無法準確把握國家的整體情況，只能模糊地通過強調上繳稅收與地方治安實現對地方官員的治理。[13]政府獲取和運用數據能力的不足既是諸如“王安石變法”等各項改革失敗的重要因素，也是發生“叫魂”妖術恐慌這種惡性社會事件的原因之一。而現代社會信息技術的發展更是使得全球數據信息量呈指數級增長，數據已成為一切管理的基礎。隨著電子政務應用縱向深化，我國已積累了大量的政務數據，但在數據質量、數據共享和數據安全等方面亦存在諸多不足。下文將審視當前政府管理方式變革中對政務數據運用存在的問題，在厘清問題的基礎上方能進一步探討區塊鏈能為政府管理方式變革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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